邯钢技改守则茫茫宇宙，浩瀚星海，牵引着人们无穷的想象，也考验着人类认识自然、探索太空的水平与能力。
人造卫星的升空，标志着人类向外层空间，向神秘的天宇探出了重要一步。
1970年，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世界震惊、令亿万中国人民振奋的事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响彻寰宇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发射成功。
在举国同贺的时候，一位参与卫星测控的年轻人却在苦思冥想：虽然卫星发射成功，但是在我国，卫星太空运行轨道与地面计算轨道间的误差，即定轨精度，没有一个数量概念。而当时，国外的卫星定轨精度已达到百米量级。
差距，压迫着这位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也最终逼迫出了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以毕生心血倾注在中国卫星测控事业的“牧星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副总工程师李济生。
1999年6月的一天，记者在古城西安捕捉到了这颗围绕共和国的人造卫星运行了整整30载的“卫星”。
今年56岁的李济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1969年开始投身我国卫星测控事业。第二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轨道计算任务。
卫星上天后是否进入计划轨道，能否正常运转，怎样完成预定任务，完全受控于地面测控系统。卫星轨道计算，是卫星测控的基础和关键，是航天科技领域一门涉及数学、天文学、海洋学、地球物理学等多种学科和专业的基础学科，也是世界现代高科技的前沿课题。其中的定轨精度，即卫星太空运行轨道与地面计算轨道间的误差，是一个国家航天测控水平的重要标志。
面对与国外技术的差距，李济生咬咬牙，开始向航天测控前沿发起了冲锋。根据对这颗卫星运行测量数据的分析，李济生提出了判断轨道误差的新设想。他完整地搜集了卫星运行期间近站点时间的实测数据，然后再同预报时间作比较，推算出我国“东方红一号”轨道精度为1公里的结果。从此，我国的卫星定轨精度没有数量概念记录的历史，在他手上结束了。
1975年，我国发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李济生负责卫星轨道计算。返回式卫星控制技术相当复杂，难度极大，当时只有美国、前苏联经过反复失败后才掌握了这种技术。由于财力等因素，人们都企盼着我国这颗返回式卫星试验一次性成功，李济生和同事们头顶上压力重如泰山。他们对每项技术一丝不苟、细上加细，对每个方案认真研究、周密推敲，对每个数据反复演算、仔细核对。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顺利收回，我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而从这颗卫星发射到返回的三天三夜里，李济生睡觉不到4个小时。
为了定轨精度的进一步准确与精确，李济生耗费了30年的心血。他相继建立了有关的动力学模型，开发了有关轨道确定方案，提出了纠正卫星测轨设备系统误差的方法，研究开发了卫星定轨系统及卫星精密轨道确定系统，从而把我国卫星轨道确定精度由最初的公里级，一步步提高到700－500米、200米、米级，终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9月，他到国外研修精密定轨技术，有人劝他两年期满后转读研究生，以便取得学位后好找一份好工作，但李济生说：“我是为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来学习的，读学位还得四五年，我等不起，国家的航天事业也耽误不起。”
经过两年刻苦钻研，他基本掌握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精密定轨确定技术。导师希望他留在国外继续从事轨道动力学研究，他婉言谢绝：“我的国家不富，需要我回去建设。”
在洛杉矶，一位华侨知道李济生是航天专家后热情地款待了他，这位华侨对他说：“每次看到中国的火箭上天，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中国人感到特别自豪。我们希望您回国后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搞上去！”一席话，像秤砣沉甸甸地压在李济生的心头。
1983年，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该卫星入轨后，需要地面测控系统发送数千条次指令实行控制，实现同步定点。世界上只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这种技术。当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只有两台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而国外的技术实行封锁。外国专家断言，这样的计算机根本不可能完成地球同步卫星的测算任务。
李济生的爱国激情再次燃起，他钻进瀚海般的数据资料中，编写、修改计算程序，及时完成了实现测控计划的软件设计和开发，成功地编制了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圆满地解决了计算机容量小、速度慢的难题，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距地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创造了在小容量、低速度计算机上完成测控计算任务的奇迹。外国专家对此惊讶不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对科学的深邃探究，使李济生养成一种事业重于山，名利淡如水的胸怀。在采访中，听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作人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李济生不仅在科学研究上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做人上也堪称楷模。”
作为我国卫星动力学的学科带头人和航天测控专家，李济生始终把培养年轻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我国某新型返回式卫星发射在即，刚参加工作的博士黄福铭负责制定了变轨控制方案，为了验证其正确与否，李济生受命研制出一套卫星轨道控制新方案并得出了正确的计算结果。经过反复验证，与黄福铭博士的控制方案结果完全一致。这时，采用谁的方案，就意味着谁能获奖。李济生说，黄福铭是年轻人，用他的方案对他来说既是个机会也是个鼓励。
李济生把在外国学习时所有的笔记和珍贵资料全部交给年轻科技干部，由于他的热心帮助和精心指导，一批年轻科技人才很快成长起来。有的担任了国家重点航天工程科研课题组的负责人。
青年工程师王家松通过了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李济生和南京大学的导师一同为他制定人造月球卫星的轨道确定课题，并帮助他拟定了详细的论文提纲。在李济生和南京大学导师的指导下，王家松与人合作完成的论文在国际宇航大会发表。
李济生既全力帮助年轻人，又以严谨细致的科研作风严格要求年轻人。他本人的科研笔记向来是周密工整，连标点符号都一清二楚，在指导年轻人写学术报告或写任务总结时从来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要求他们从一开始就养成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青年工程师赵昱东把翻译的20万字的资料交给李济生审阅，没想到李济生把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一改正过来，还在几十页数据密布的表格中发现了一处小小的数据差错！
在与李济生相处过的所有青年科技工作者心目中，李济生永远是他们在茫茫科海遨游时一颗定位的星。1997年11月，李济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庆贺大会上，他谦逊地说：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甚至一个科研课题也需要很多人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面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诚恳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广，思想活跃，具有很好的专业基础，只要下一番决心，耐得住寂寞，只要不被名利金钱困扰，是有很多机会出成果的。”
不为物动，宁静致远，这是一个科学家的人生境界。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他依然和平常一样，单位想给他换个大间的办公室，可他不同意，说够用了；出差时他对食、住、行等条件从不挑剔，经常坐硬卧车，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良好的道德素养。
一个沉醉在科学的迷宫里而忘却一切身外之物的人，一个遨游在太空世界而超凡脱俗的人，一个心系卫星、情系祖国航天事业的人，这就是李济生——科学的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星。
（照片为邵良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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